编者按：第四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盛大召开之际，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盛锡楠教授。围绕泌尿肿瘤领域诊疗格局变迁、临床研究创新内核、指南更新核心亮点等行业焦点议题，进行深度分享与权威解读，为国内泌尿肿瘤临床医生与研究者。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本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覆盖了从临床研究方法论，到新技术变革、保器官治疗创新，再到免疫治疗突破等多方面内容。您认为这些学术设置将为国内泌尿肿瘤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医师及基层临床工作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和帮助？

盛锡楠教授：自2023年首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举办至今，三年间泌尿肿瘤领域的诊疗格局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革。无论是肾癌从单纯靶向治疗迈入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的新时代，尿路上皮癌从单纯化疗或免疫治疗进入免疫联合治疗的新阶段，还是前列腺癌领域的诊疗重心从既往聚焦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到一系列新型治疗手段前移至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临床治疗选择日益丰富多元，而这一切的核心驱动力，正是近年来临床研究的飞速发展，众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改写临床实践指南。

随着治疗选择的多样化，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也在动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我们的临床研究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加聚焦、设计也更为复杂。正是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本届大会设置了全链条的学术议题：从如何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的方法论，到AI技术对临床诊疗与研究的赋能，再到患者高度关注的保器官治疗这一临床热点——如今保器官治疗已迎来诸多突破性的新型治疗手段可以联合应用，另外新的治疗突破，包括双特异性/多特异性免疫抗体、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及T细胞衔接器（TCE）治疗等，也是研究的热点领域。

整体而言，本届大会的议程设置，核心聚焦于多元化治疗时代下临床未被满足的核心需求，紧扣新时代泌尿肿瘤临床研究的核心任务与变革方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设置，引领国内泌尿肿瘤领域同仁共同思考、整合资源，最终将思考转化为临床研究与诊疗实践的实际行动，持续推动中国泌尿肿瘤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您在大会上带来了关于前列腺癌中美十年标准疗法变迁的精彩报告分享。请您谈谈这十年内中美前列腺癌标准疗法整体核心变迁呈现了哪些特点？中国在接轨国际，甚至逐步形成本土特色方案中，关键的突破与积累有哪些？

盛锡楠教授：关于前列腺癌中美十年标准疗法变迁的相关研究，是去年由清华大学、医药魔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联合开展的一项系统性研究。通过梳理总结过去十年中美两国前列腺癌药物治疗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受两国前列腺癌发病人群特征差异、治疗手段可及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与美国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而这一差距的成因，不仅局限于疾病发病特点，还包括早期筛查普及度与药物可及等方面。

从疗法变迁的整体趋势来看，过去十年，中美两国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均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中国更是实现了快速跟进与追赶。前列腺癌的整体治疗格局，已从新型内分泌治疗全线前移的时代，逐步迈入靶向治疗、放射性核素治疗等新型疗法百花齐放的新阶段。中美两国的权威指南推荐，核心治疗原则已基本达成一致：例如对于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更加强调基于雄激素剥夺治疗（ADT）的强化治疗，推荐二联或三联治疗方案；对于mCRPC的治疗，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放射性核素治疗的可及性显著提升，同时在mCRPC一线治疗中，也更加强调PARP抑制剂与新型内分泌治疗的联合方案，以及镥-177标记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靶向核素治疗的应用。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诊疗发展也存在一定差异。欧美国家的临床研究引领性更强，在mCRPC阶段的可用治疗手段更为丰富，例如口服ADT药物已在欧美获批应用，而国内目前尚未获批，但我们也在全力追赶。整体而言，我国在mHSPC与mCRPC两大核心阶段的基础诊疗已与国际基本同步，但在前沿治疗领域仍存在一定差距，国外在前列腺癌尤其是mCRPC的治疗领域，包括TCE治疗、免疫治疗等方向的研发与临床应用进展更快。

当然，我们也有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抗体偶联药物（ADC）在尿路上皮癌领域已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而在前列腺癌领域，针对B7-H3靶点的ADC药物研发，我国与国际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前列腺癌疗法变迁的整体趋势高度一致，美国的研发与临床应用步伐相对更快，中国受药物可及性等因素影响略有滞后。

面向未来，我们既面临机遇，也需要迎接挑战。机遇在于，ADC药物的临床研究，我国有机会与国际保持同步研发进度；而在TCE治疗等前沿领域，我们可能仍落后于美国。当前前列腺癌领域，尤其是mCRPC的治疗，仍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亟待更多新型治疗手段的突破。对于mHSPC，同时也面临着治疗人群分层、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筛选等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目前我们已有大量强化治疗的循证数据，但如何基于肿瘤危险分层（如瘤负荷高低）、生物标志物指导实现精准的人群筛选与方案选择，是行业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为我们的临床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这几年您团队的多项重磅研究在国际舞台屡屡发声。您认为一项真正能改变临床实践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研究，必须具备哪些核心特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您最深刻的体会或经验是什么？

盛锡楠教授：2023年首届泌尿肿瘤临床研究大会举办同期，国内多项泌尿肿瘤领域的重磅临床研究已开始在国际顶级学术舞台崭露头角。例如2023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我们团队牵头公布的RENOTORCH研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并被纳入ESMO肾癌临床实践指南推荐；去年，我们团队牵头的、针对HER2表达尿路上皮癌的维迪西妥单抗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的RC48-C016研究，成果正式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这两项研究能够获得国际学界认可、最终改写临床实践，核心共性在于精准锚定了临床未被满足的核心需求。以RENOTORCH研究为例，尽管其开展时间晚于国外同类研究，但它精准聚焦中高危晚期肾癌人群，是目前全球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该人群完成免疫联合靶向方案与传统靶向治疗头对头对照的III期临床研究，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正是凭借明确的阳性获益结果，该研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并被国际指南纳入推荐。

同样，在尿路上皮癌领域，HER2作为治疗靶点的探索已持续20余年，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我们团队开展的维迪西妥单抗（靶向HER2的ADC药物）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的系列研究（RC48-C014/Ib期、RC48-C016/III期），首次证实了抗HER2 ADC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尿路上皮癌中的突破性疗效，成功解决了HER2表达人群的治疗困境，是全球首个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抗HER2 ADC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充分体现了临床研究的创新性，同时取得了优异的临床疗效结果。

因此总结来说，一项能够真正改变临床实践、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临床研究，必须具备两大核心特质：一是立足临床需求的创新性，二是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最终通过研究得出稳健的阳性结果。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改写临床指南，影响真实世界的临床诊疗决策。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新型内分泌治疗从 mCRPC 阶段前移至 mHSPC 及 nmCRPC 阶段，这对临床实践和患者预后产生了怎样的实质性改变？中国患者从这一变迁中获益情况如何？

盛锡楠教授：新型内分泌药物的临床探索，最早始于化疗失败后的mCRPC患者，随后逐步拓展至mCRPC的一线治疗，相关研究已充分证实，新型内分泌药物可显著改善mCRPC患者的预后。当治疗阵线前移至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nmCRPC）阶段，多项III期临床研究证实，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ADT，较单纯ADT治疗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转移生存期（MFS）——而对于nmCRPC患者而言，延迟疾病进展至mCRPC阶段，可直接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改善。

当治疗阵线进一步前移至mHSPC阶段，一系列多中心随机对照III期临床研究均证实，ADT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较传统单纯ADT治疗，可全面改善mHSPC患者的生存预后。因此，新型内分泌治疗的全线前移，直接带来了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跨越式改善，患者的生存获益是明确且毋庸置疑的。而从ADT单药治疗，到二联、三联强化治疗方案的普及，mHSPC的治疗手段日益丰富，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长期生存前景。

肿瘤瞭望-泌尿时讯：新型内分泌治疗不断前移，ADT 强化治疗出现二联、三联方案，在临床中如何为患者选择合适的联合方案？哪些因素会影响低瘤负荷与高瘤负荷患者的治疗决策？

盛锡楠教授：随着新型内分泌治疗的阵线不断前移，基于ADT的强化治疗方案日益丰富，包括ADT联合新型内分泌药物、ADT联合多西他赛化疗的二联方案，以及以ARASENS研究为代表的、ADT联合新型内分泌药物+多西他赛化疗的三联方案。无论是二联还是三联强化治疗，较传统单纯ADT治疗均能显著改善mHSPC患者的生存预后，为临床方案的选择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但与此同时，如何为不同患者精准选择最优方案，已成为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目前，同等条件下的二联与三联方案、不同新型内分泌药物联合方案之间，尚无头对头的临床研究直接比较疗效差异。而随着治疗药物组合的增加，尤其是联合化疗后，患者的治疗耐受性会较二联方案有所下降。现有临床数据显示，高瘤负荷的mHSPC患者从三联治疗中的获益更为显著，但临床决策中也必须充分兼顾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当前国内外临床实践的主流趋势是：高瘤负荷患者可优先推荐三联治疗方案，低瘤负荷患者可优先选择ADT联合新型内分泌药物的二联方案。

但仅以肿瘤负荷高低作为方案选择的依据仍存在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以高龄人群为主，患者的治疗耐受性是临床决策必须考量的核心因素。若患者基础状态差、耐受性不佳，二联与三联方案的选择会相对明确；而对于基础状态良好、可耐受多种治疗的患者，在治疗选择丰富、治疗周期较长的情况下，仅靠肿瘤负荷分层已无法满足精准治疗的需求，亟待更可靠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来指导人群筛选与方案选择。

近年来，针对携带同源重组修复（HRR）基因突变的人群，PARP抑制剂联合ADT+新型内分泌药物的三联方案已展现出显著获益，也为二联与三联方案的选择带来了新的考量。如何为HRR突变人群精准筛选最优治疗方案，仍需前瞻性队列研究提供更多循证证据。

总而言之，患者的身体状态与治疗耐受性、对化疗的接受度、疾病本身的临床病理特征（如肿瘤负荷、基因突变状态），都是影响二联与三联方案选择的核心参考因素。而在国内临床实践中，部分患者对化疗存在认知误区与抵触心理，加之高龄患者的耐受性限制，也成为影响临床治疗方案选择的关键现实因素。

盛锡楠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泌尿肿瘤内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肾癌专家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临床研究学组副组长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膀胱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泌尿肿瘤分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北京医学会肿瘤分会常委

（来源：《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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